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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敦煌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倪伟
发于2023.4.3总第108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3月初，敦煌依然冷气袭人，冰冻的宕泉河笼罩着白雪，旅游业复苏的迹象尚未传导到这个沙漠边缘的旅游城市。城内一家挨着一家的栈房门堪罗雀，一些餐馆大门紧闭，只等旺季开张。
旺季将是另一番风光。不少出租车司机都铭刻，有一年国庆，在流经市区的党河畔，订不到房的游人飞速扎帐篷过夜。
更早往时，敦煌大约旅客都是番邦人，先是日本和韩国人，其后西洋旅客多了许多。挑升来敦煌的老外，不少都对中国文化有极度的兴味，会些破坏的中文。许多番邦人只知有敦煌、不知有甘肃，敦煌的名气都来自城东南25公里的莫高窟。
如今从名义来看，敦煌的国际化只是体当今番邦旅客身上，整座城市与其他四五线城市并无离别。但在两千多年前，敦煌就已成为简直的国际化都市，丝绸之路沿线列国的商旅在此汇集，开展国际生意，街上行走着各式肤色的形貌。
最近三年，少量有番邦旅客来到敦煌。敦煌在恭候着人们重返。
但对于莫高窟来说，疫情三年的旅游业疏远倒不皆备是赖事。窟窿里脆弱的壁画、彩塑，珍摄地得到了疗养。这是至少二十年来都不曾有过的契机。
忍冬纹的寓意
在两千年敦煌建城史和1600多年莫高窟历史中，不错挑出许多紧要时刻，开动叙述敦煌的故事。
比如西汉早年，19岁少年将军霍去病越过祁连山击溃匈奴，将敦煌初度纳入汉朝版图的阿谁时刻；比如武则天登基，莫高窟最大的巨型佛像动工开凿的时刻；比如1900年6月22日，王羽士清算窟窿偶然发现藏经洞的阿谁时刻；比如1907年5月某天夜里，英国人斯坦因插足藏经洞挑拣晓谕的时刻；比如1935年，常书鸿在巴黎塞纳河畔见到《敦煌石窟图录》而猛受颠簸的时刻，以及8年后，他第一次骑着骆驼远眺九层楼而摄人心魄的时刻……
这些传奇的倏得，串联起敦煌莫高窟回击凡的身世。如今，咱们不错从另一个时刻开动插足敦煌。
那是1995年一个夏季雨后的傍晚，莫高窟前的宕泉河蓦的涨水，时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的樊锦诗率领警卫队战士垒沙包抗洪。她猛地昂首，蓦的看见三危山上空一谈金光表现，金光后头的山丘黯然变成玄色。金光消失后，蔚蓝的天外中，又显现两谈相交的长虹。
这个时刻给樊锦诗带来的更正，并不单是来自天然的奇不雅，而是与历史的再见。这谈金光讲授，对于莫高窟的一个据说偶然并非虚言。
相传公元366年，一位名叫乐僔的梵衲来到敦煌鸣沙山东麓，蓦的见到金光秀丽，好似有千座佛表现。乐僔受佛光感召，停驻云游脚步，在断崖上开凿了一个修行的窟窿。不久，另一位法良禅师在阁下也开凿了一个窟。
这段纪录于莫高窟第332窟《李君莫高窟佛龛碑》上的故事，叙述了唐代时流传的莫高窟最早两个石窟的由来，真假已不行考，考古学者于今也莫得阐发它们的位置。
其时，敦煌处于十六国的前秦总揽之下，这两个最早的窟仅供僧人禅修之用，既无壁画也无彩塑。比及莫高窟大规模开凿，并窒碍起壁画和泥像之时，仍是是几十年后的北凉。石窟的功能从禅窟，渐渐膨胀到有系族祠堂功能的家窟、记挂功业的好事窟等，规模最为广阔的石窟，基本都是由当地世家巨室营造，包括中央王朝的父母官和割据政权的魁首。
毗邻的第268窟、272窟和275窟，目前阐发为莫高窟最早的三座石窟，许多学者以为是北凉时开凿，有“北凉三窟”之称。“北凉三窟”里，外来元素有权贵的存在感。第275窟南壁上，画着一幅悉达多太子出游四门的故事，人物有显然的印度格调：上身半裸，下着长裙。但画中的城门，则皆备是中国式的城阙。这讲明在敦煌初期石窟中，印度等外来元素与中国元素并存。
中外元素斡旋的形象，在敦煌石窟有巨额响应。其中袒胸露乳的赤身，正是南亚格调最显然的例证，印度高温，人们习惯表现上身。北凉石窟的窒碍图案中，还频繁出现一种忍冬纹纹样，其祖籍比印度更远处。忍冬纹最早源于古埃及和两河流域，可能是棕榈叶的概述化，其后传入古希腊，再经中亚跟着释教艺术传入中国。
忍冬纹就像一个信使，研究起埃及、两河、印度、希腊几大天下最主要的古代考究，一齐向东，最终将中中语明也不绝了起来。
从北凉经过北魏、西魏、北周几朝，敦煌外来艺术格调渐渐消弱，华夏格调趋强。但如敦煌研究院党委布告、好意思术史学家赵声良所说，“不同文化的发展与斡旋，并不是如西风压倒东风那样非此即彼，而是在耐久共存的历史中，不断相互交流和接纳，从而不断地斡旋。”因为外来释教文化的冲击，中中语化加多了无数簇新元素。
莫高窟第45窟陈设着一组七身群像，其中两座菩萨像上身侧倾，立正成S形的婀娜身形，散漫出松弛感。菩萨慈眉善眼，体魄略丰腴，脖颈、腹部有利描摹出了赘肉。这两座面庞可亲的菩萨，有敦煌最好意思的泥像之称。与前代比拟，唐朝泥像以写实和个性化手法，将人间气味注入泥塑。隋唐时期，菩萨温婉，天王刚健，正是彼时民间妇女、将军、士兵等人物的写真。敦煌艺术完成了中国化、人间化的嬗变，“无论佛、弟子照旧菩萨、天王，都显得简直可感，他们不再是远隔尘寰的神。”赵声良说。
敦煌至高无上的壁画，则以第220窟《无量寿经变》为代表。1943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插足这个窟窿时，满眼是宋代或西夏的满壁千佛像，但唐代的画风却在千佛基层表现出来。研究人员小心翼翼剥去表层壁画，初唐极品赫然重晖。
此窟壁画每幅都是上乘之作，尤其是南壁《无量寿经变》，威望恢宏，占据整面墙。释教经变画，本意是由佛经变成的画作，以便不识字的匹夫读解。画中，无量寿佛和三十多位菩萨跻身七宝池中，金沙铺地，碧波晃动，乐师吹打，歌伎起舞。蓝天中楼阁耸峙，天乐不饱读自鸣，天女虚空散花，整个画面形成海阔天外、幽邃高远的田地，描写出幻想中的神灵居住的鱼米之乡。
在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的办公楼里，第220窟《无量寿经变》和《药师经变》数字化高保真复制壁画陈设在大厅两侧。通过数字化荟萃、加工和复兴，敦煌的壁画、彩塑乃至整座窟窿被复制，各地寰球得以一睹真容。敦煌研究院数字化所副研究馆员余生吉说，敦煌研究院仍是完成近289个窟窿的数字化影相荟萃，特出莫高窟一半有壁画和彩塑的窟窿。这仍是花去了30多年时刻。
大卫雕镂与敦煌佛像
同在甘肃省，从省会兰州抵达敦煌，如今最方便的交通神情是坐飞机。狭长的甘肃舆图上，敦煌在最西端，这里亦然河西走廊的极端，古代从华夏插足西域的学派。
1942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首任长处常书鸿从重庆起程，飞往兰州机场。当年年底，在兰州召开的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会议上，有人提议将研究所设在兰州，常书鸿反对：“兰州距敦煌1200公里，这样远若何搞保护，若何搞研究呢？”
拿起塞外戈壁滩，许多人谈虎色变，常书鸿好退却易才召集起一支6人的军队。1943年2月20日起程，他们坐汽车走了一个月，才经过河西走廊到达安西，接着雇了10头骆驼，走完终末120公里。20年后，北京大学考古专科学生樊锦诗到敦煌实习，甘肃已通火车，她也坐了三天三夜，终末换成拉煤的卡车才抵达。
这个交通未便的沙漠之城，古代却是交通要谈。自从张骞买通丝绸之路后，敦煌一直位于丝路必经之路上。从长安或洛阳经河西走廊，过敦煌，经楼兰，穿西域，最终通向今天的阿富汗、伊朗、埃及和波斯湾。自西汉至明朝一千五六百年里，敦煌扼守着中西交通的咽喉，极度高贵，史称“华戎所交，一都会也”。
敦煌由此成为东西方生意中心和商品中转站，而敦煌文化也由此兴起。尤其是魏晋南北朝天地大乱，不少巨室和士人迁居河西逃一火，进步了敦煌的文化水平，释教开动广为流传。
在政事、经济、宗教、俗例等方面，敦煌都在东西斡旋中形成了独有格调。而千年岁后，拂去尘埃，唯有石窟所凝固的艺术，水灵地幸存了下来。
石窟这种建筑局势由印度开创，在公元2世纪至1世纪，印度就出现了贡塔帕里、巴雅、纳西克等释教石窟。石窟传入中国的第一站是新疆，西域龟兹古国释教沸腾，开凿了如今中国境内最早的佛窟。今天新疆拜城县的克孜尔石窟里，壁画中的人物有欧洲人般魁伟健壮的体格，面部额头开阔， 鼻梁高耸， 大眼薄唇，可见希腊神采。
佛像的发源正与希腊研究。释教在印度降生之初，并莫得建造佛像的传统。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王国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将版图膨胀到南亚和中亚，也将地中海的希腊文化播种到亚欧大陆本地。希腊文化中最精明的创造之一——人像雕镂——与释教阿谀，降生了具象的佛像。最具代表性的中亚犍陀罗佛像，有着欧洲发式、希腊鼻子、波斯胡髭、罗马长袍、印度薄衣。
释教东传后，在中国的石窟中，不仅能见到希腊艺术格调的浸透，还成功引入了一些希腊形象。举例希腊神话中牵扯天球的泰坦神阿特拉斯，在云冈和敦煌的石窟里，化身猖厥的释教徒形象，牵扯着千里重的中国佛塔；云冈和敦煌的建筑泥像中，也能见到古希腊爱奥尼克式柱头……由此视角来看，大卫雕镂与敦煌佛像，有着血统上的研究。
敦煌石窟的泥像和壁画，在一千多年中显现出一条中外文化斡旋演变的头绪。
及至唐朝，华夏画风浓烈影响到敦煌艺术。传世绘画中，唐代及往时留存下来的历历，如唐代“画圣”吴谈子，莫得一件得到广阔招供的真货流传。运道的是，敦煌壁画却凝固下了他的画风，巨额衣袂飘举、笔法任性的人物画，被以为承袭了“吴带当风”的格调。第103窟的一幅著名维摩诘像，主体部分只用线条勾画，少量着色，以极为自信的线描笔法展现出维摩诘外放的精神情状。
赵声良解释说，吴谈子的典型格调，是以线描造型在画面中变成威望和感染力。莫高窟不错见到不少线描艺术的得手之作，讲明极度一批窟窿是由其时的高人完成的，天然莫得留住名字。
敦煌壁画也保留了阎立本、周昉、张萱等唐代画家的画风。两晋隋唐释教盛行，名画家在长安、洛阳庙宇中作壁画，蔚为一时潮水，可惜，都城的庙宇早已化为烟尘，而西北边关的坚固窟窿里，却运道地留住了他们的翰墨基因。这是中国好意思术史一份至高无上的档案。
以乐僔梵衲开窟为起程点，一千多年中，莫高窟历代都有开凿。于今，莫高窟保存着735个窟窿，其中492个窟窿中有2000多身彩塑、45000多平淡米壁画，极度于近1.5万幅《晴朗上河图》的面积。这些艺术品，记录了特出一千年的好意思术史。
跻身敦煌石窟，人们会有一种奇特的感受：很少能在一座古迹里见到历代古人留住的如斯简直的陈迹。每一代开凿、扩建、纠正都留住了图章，层层相累，叮叮当当凿击岩石的声息，蒙胧从岩缝散漫出来，在空中回响。初建时的凿痕，重修时的增补，灭佛期间的暴力根除，村民占窟作念饭熏黑的墙体，历代的题记……细节之处充满庸俗之味，让敦煌窟窿同期成为一千多年人类陈迹的博物馆，亦然一个不断变化的生命体。
北宋之后，华夏王朝中心南移，海上丝绸之路渐渐取代陆上丝路。1372年，明朝在西北诞生嘉峪关，敦煌被弃置在关外。敦煌日益荒凉萧索，回来放牧之地，莫高窟也渐渐被众人渐忘。
直到500多年后晚清，一个从大小而言不错被忽略不计的窟窿意外中被打开，莫高窟才再行被“发现”。这一次，它不仅被中国人看见，也被全天下瞩目。
藏经洞的百年悠扬
在通往莫高窟的必经之路上，一座两层楼高的塔险些立在谈路正中央。这是一座墓塔，主人叫王圆箓，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王羽士——即是那位发现了藏经洞，又让欧洲探险家将敦煌文件一箱一箱运走，令敦煌从此成为中国伤心之地的王羽士。
粗拙是1899年，戊戌变法失败第二年，八国联军将在一年后攻入北京，帝国风雨徘徊。一位云游羽士来到莫高窟，在荒凉的寺庙里住了下来。他盘算推算在这里长住，把寺庙对面的窟窿清算清算，粉刷一遍，用玄教泥像替换佛像，改成玄教的灵宫。
此时，窟窿开凿的声响早已千里寂，彩塑和壁画在风尘中灭亡，当地匹夫偶尔捐资重建一些佛像，或者给阴霾的泥像重涂上灿艳的神志。但跟着敦煌的疏远，大多数窟窿冷寂下来，千里默地过了五六百年。
废弃这样多年，多数窟窿都已积满沙尘和崩落的岩体，底层窟窿更是达到封门的进度，王羽士请了几位伴计帮他清算。1900年6月22日那天，一个伴计打扫沙土时，发现甬谈一侧壁画出现了过错，透过过错，似乎看见有暗室。深夜，王羽士和伴计将壁画凿穿，烛光之下，咫尺的暗室里码着密密匝匝、重重叠叠的白布包，一直堆到窟顶。阻隔来看，每个白布包裹着十来卷晓谕。
事情即是这样诡谲。莫高窟少则数十个中大型窟窿，偏巧这一个坐落在荒寺对面，被王羽士选中，赶巧是藏经洞的所在。藏经通达凿于晚唐，十分局促，不外一张朔方土炕大小。但是即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洞，随后开启了一门全球显学——敦煌学，也回荡出中国百年学术憾恨、奋起和复兴的变奏。
王羽士流传下了一张像片中傲气，他个头矮小，衣着魁梧的谈袍，站在石窟前的廊柱下咧开嘴笑，额头挤出沧桑的皱纹。小时候家乡连年旱灾，饥肠辘辘，成年后四处云游，这些苦日子让他面露苦相。给他拍照的是英国探险家奥雷尔·斯坦因。王羽士发现晓谕以后，不断挑出一些送给官僚士医生以换取好事钱。敦煌发现古代晓谕的讯息立时传播开来，在新疆和甘肃磨真金不怕火的西方探险家循着脚迹来到此地。
1907年，斯坦因第一个到来，将藏经洞翻了个底朝天，用四个马蹄银换走了29箱材料，包括270个汉、藏文包裹，以及更多非汉文文件和好意思术品。不到一年后，法国人伯希和也赶到，以500两银子换走了6000多件文件。斯坦因和伯希和都是受过学术西席的学者，他们精挑细选，带走了藏经洞里最具有学术研究价值的精华。
藏经洞里5万多件文件和艺术品的主体，是汉藏文佛经和佛画，另有一部分为梵文、于阗文、回鹘文、粟特文等谈话的写本，以及绢纸绘画、丝织品等。晓谕中最晚的编年是1002年，藏经洞应该在那之后不久被禁闭，原因众说纷繁。斯坦因以为是废弃的佛典，伯希和以为是为了规避西夏入侵，荣新江和殷晴等学者则以为，有可能与1006年黑韩王朝消一火于阗国的战事研究。位于新疆和中亚的黑韩王朝信奉伊斯兰教，攻破西域于阗国后，对于阗释教变成废弃性打击。大都于阗人逃往与于阗有姻亲关系的敦煌，促使当地梵刹三界寺将佛典藏在洞中，以备黑韩王朝东进。而藏经洞中也发现了极度完整的于阗文佛典，偶然即是东逃的于阗人佩戴而来。
对于敦煌晓谕的流失，彼时的晚清学术界一无所知，也并不感兴味。1908年8月，伯希和途经北京，在京师藏书楼，他并不灭亡地告诉馆长缪荃孙，敦煌千佛洞藏有巨额唐人写经，他挑出了唐人《沙州志》、西夏晓谕、回纥晓谕、宋代及五代刊板。但偶然清朝学者的眼里只好四部文籍，也可能因为没见到什物，当天的日志中，缪荃孙只浅浅地记了一笔：“奇闻也”。
次年，伯希和再度来京时，随身带了五十几件藏经洞晓谕，请罗振玉等中国粹者不雅看。直到此时，中国粹者才第一次确知敦煌晓谕的存在，罗振玉赞许，这是“极可喜、可恨、可悲之事”。
学者们提请清学部去敦煌汇集剩余的文件，一火羊补牢。清学部拨款6000两，责成甘肃官府去办，可这些钱大多被敦煌官府监禁住来，修孔庙和城墙，只给了王羽士300两。王羽士很不舒适，偷留住一些晓谕，随后几年，日本和俄国赶来的探险家以及重返敦煌的斯坦因，都莫得白手而归。
“不错说，清末中国的学者是书房中的士医生，皆备莫得斯坦因、伯希和那样的学术敏锐，也莫得任何专科考古学的西席，是以敦煌矿藏的流失是阿谁期间的势必成果。”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博雅讲席援救荣新江这样评价。
斯坦因和伯希和带回欧洲的敦煌晓谕和窟窿像片，在欧洲学术界和艺术界回荡起悠扬。十多年后，伯希和在法国出书六册《敦煌石窟图录》，公布了300余张莫高窟的像片。他们带且归的西域古谈话晓谕，则推动了欧洲西域古谈话研究的极大越过，中国粹者将用一个世纪来追逐。
在欧洲发端的悠扬，即是敦煌学。20世纪20年代，学者陈寅恪在《〈敦煌劫余录〉序》中猜测谈：“敦煌学者，本日天下学术之新潮水。”这是“敦煌学”被初度提议，主要指对敦煌藏经洞晓谕的研究。其后，跟着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敦煌汉简和吐鲁番晓谕、西域晓谕出土，许多学者以为，敦煌学边界应当扩大到藏经洞晓谕除外。
敦煌仅是唐朝的一座边境小州，但一直以来，对于敦煌的研究著述，却大大特出大唐都城长安，可见敦煌学的沸腾。
“敦煌学从一开动即是一门国际性的常识。”荣新江以为，从罗振玉与伯希和的来去，到后接触届敦煌学商酌会，这种跨越国界的传统保握不变。
敦煌学由此成为现代另一条聚拢东西方的纽带。
上世纪70年代后期，由于数十年中外学术来去的中断，中国的敦煌学逾期于国际，遑急需要与天下复兴交流。1981年，日本京都大学援救藤枝晃受南开大学之邀举办敦煌学讲习班，而就在此时传出一个不和洽音符，学界传言，藤枝晃在南开说了句：“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这句话让一些中国粹者十分起火，不外，其后据荣新江向几位在场听课者征询，藤枝晃并莫得说过这句话，而是先容他的一位中国人为了请专家心疼这位他乡敦煌学家而说的。
但谣喙既出，为中日敦煌学界交流埋下芥蒂。1988年，听说藤枝晃要来北京参加学术商酌会，时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季羡林为那句话改了两个字，提议“敦煌在中国，敦煌学谢天下”的说法，样子倏得打开，打消了中日两国粹者的隔膜。
这句谣喙所折射的自重情感，在客不雅上也刺激了一代中国粹者和学子。从转换开放起，中国粹者振奋为雄，已将中国敦煌学进步到一个天下紧要的学术中心。
但荣新江以为，敦煌学是一门天下性的学术，敦煌学需要一种天下主义的精神，中国的敦煌学需要具有一种胸襟广宽的国际视线，而不应抱有一种狭隘的情感。
当今，在西北贯通瓦蓝的天外下，王羽士塔傲气出“巍峨”的姿态。游人南来北往，少量有人停驻来端量两眼。王羽士牵引过人们复杂的想绪，他生前已受到当地寰球的质问，1931年耗损后，他的弟子得到当地士绅们的允许才为他立了碑。往后，谈论的视线渐渐轩敞，敦煌晓谕的流散到底应该抱怨于这个无知羽士的愚昧和野心，照旧番邦探险家，抑或是阿谁动乱的年代，声息渐渐多元起来。如今，他的墓塔如斯好意思满地保留着，就耸立在莫高窟一河相望的对岸，这是单纯的文物保护，照旧对那段令人唏嘘的历史的警示？
超越期间，超越国境
经过羽士塔，穿过宕泉河，在莫高窟著名的九层楼对面有一组粗拙的院落，院门上挂着一个牌子——敦煌研究院院史陈设馆。这里最早是两处寺庙，1943年，常书鸿来此成就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时，将这里看成办公室和寝室。
常书鸿的寝室如今依然保留着，里间有一个土炕和一张书桌，外间摆着桌椅，一侧墙角立着简便书架，另一侧立着一只木柜。柜顶摆着断臂维纳斯石膏雕镂，墙上挂着一小幅油画，他在敦煌粗拙的边缘里安放下我方的巴黎回忆。
“当年条目可太坚苦了，他们那代人喝的都是咸水。”本年3月初的一天中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研究馆员余生吉在院史馆转了一圈，嗟叹起来。他80年代末来敦煌责任时，倒无用喝咸水了，但也得从很远的处所运水过来。敦煌的责任和生计条目直到本世纪初也算不上舒适，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长处于宗仁2000年刚进院时，全院来源进的斥地只好一台显微镜。
常书鸿初识敦煌是在上世纪30年代。他在法国巴黎高级好意思术专科学校留学时，一天，在塞纳河畔的古书摊上，他意外中翻开一部名为《敦煌石窟图录》的画册，编者是伯希和。他被前所未见的风光颠簸，从那一刻起，他主动将我方的气运与敦煌绑定在了整个。
敦煌生计条目之坚苦无用赘述，与巴黎的生计简直天国与地狱之别。沙漠里的生计，无异于俄罗斯人在西伯利亚承袭的苦役，常书鸿将那种生计态状为“服刑”。他是心甘宁愿的，但他人并非也怡悦。他劝说不肯来敦煌的老婆前来，带着12岁的女儿和2岁的男儿。女儿常沙娜铭刻抵达的第一天，常书鸿宽容家人的是每人一碗面条，两只小碗里搁着盐和醋。常沙娜问爸爸，菜在哪儿？常书鸿尴尬地说，莫得菜，来日宰羊，吃羊肉！常沙娜其后体会到父亲的不易，他在坚苦的环境中，还要不断安抚众人。而国民政府还继续扣下他们的工资，让一切雪上加霜。
莫高窟不幸中的万幸，是留传的彩塑和壁画再莫得遭受巨额偷盗。这无疑要归功于常书鸿那代人从40年代开动的机构性保护。
这些斑驳的院落，保留着敦煌研究院首创时期的风光。来源的半个多世纪，敦煌研究人员耐久依靠精神力量坚握。敦煌的艺术在某些时刻给了他们力量。当常书鸿的老婆登报跟他消灭关系时，他在自责、消极和震怒之余，想起莫高窟壁画《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图》，被一种捐躯精神留在敦煌。樊锦诗与丈夫两地分离的19年中，最凄婉莫名的时候，她继续去看第158窟那尊巨大的卧佛，在佛圣洁的涅槃田地中得到坦然。
20世纪，敦煌研究院历时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三任颇有远见的院长。最为珍摄的是，他们猜测性地为敦煌培养了一批储备人才，直到今天依然是中坚力量，以至成为天下级学者。这在地处偏远、经济逾期的沙漠之城尤为不易。
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长处张小刚当今最紧要的任务，即是将敦煌石窟考古答谢《敦煌石窟全集》的编写和出书握续推动下去。2011年，《敦煌石窟全集》出书了第一卷，2023年，第二卷仍是编写完成，正进行剪辑责任，行将出书。这两卷都由樊锦诗主握编写。在樊锦诗的一样下，第三卷也仍是启动，第四卷开动筹备。而把柄上世纪90年代樊锦诗牵头制定的运筹帷幄，《敦煌石窟全集》一共洋洋100卷。
之是以要编写考古答谢，之是以速率如斯闲隙，樊锦诗曾解释过，考古答谢即是为石窟作“二十四史”，要求科学、系统、全面，难度和复杂性，远神人们的联想。考古答谢是窟窿最缜密的记录，主要用文字、测画图和像片三种神情，记录窟窿的每个细节，细到每个壁画人物飘带的局势、每尊彩塑残损的缺口。而记录的同期势必伴跟着研究，不错说，一个窟窿若是莫得写出考古答谢，就不算被读透。考古答谢不错成为研究、保护等各项责任最准确的基础材料。
张小刚2000年从武汉大学考古学专科毕业后，插足敦煌研究院。27岁那年，他就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获取面向全球顶尖学者发言的契机，当他目瞪口呆截止讲话时，都没着重到全场为他饱读了两次掌。从地舆角度来看，敦煌偏远、困难、坚苦，但在学术的舆图上，敦煌耐久是一个天下瞩主意中心。在敦煌所作念的责任，很容易被全球看见。
在现代，敦煌依然不错在中外文化来去上承担着民意重复的作用。
敦煌学专家季羡林曾说：“天下上历史悠久、地域开阔、自成体系、影响长远的文化体系只好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处所只好一个，即是敦煌和新疆地区。”
他不仅从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角度看敦煌和新疆，也从改日的角度奉求期待。他以为从人类发展长进来看，对文化汇流的研究有其荒芜的酷爱，“目前研究这种汇流风光和汇流规矩的地区，最佳的、最有条目的就怕即是敦煌和新疆。”
张小刚还曾在日本东京艺术大学探望两年，这受惠于曾任东京艺术大学校长的学者平山郁夫。平山郁夫是极为热衷于敦煌艺术的国际友人，他推动日本财团捐资，让东京艺术大学耐久无偿为敦煌研究院培养文保、考古、好意思术等专科人员。1985年于今，已有五六十位敦煌研究院人员受惠于这一模样。平山郁夫对敦煌的资助，还笼罩了石窟保护、生计条目改善等多方面，莫高窟对面的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设中心，亦然他促成日本政府无偿援救10亿日元成立的。
平山郁夫是一个代表，体现着敦煌文化和艺术跨越国界的感召力，正如他对敦煌艺术的奖饰——“超越期间、超越国境、超越统统价值不雅”。
掀开的敦煌
今天参不雅莫高窟前，必须经过一个预热法子：先到距离莫高窟13公里外的数字展示中心。你将在这里看到两部各20分钟的影片，一部是莫高窟开凿历程的情景再现，另一部球幕电影，则以8K高清永别率展示了8个窟窿的里面细节。看完电影，班车才会将你送到莫高窟。
这是樊锦诗担任敦煌研究院院万古，为了支吾逐年加多的旅客作念出的改变。经过与好意思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科学测算得知，莫高窟逐日最高承载量是3000人次，将数字展示中心加入参不雅经过后，让不雅众先通过影片了解一些配景信息，再将原先每人两个小时的进窟参不雅时刻减为75分钟阁下，这样，莫高窟承载量进步到逐日6000人次。
但是，6000张票很快也不够用了。旺季时，每天上万人涌向莫高窟，极度一部分并未提前预约。被拒之门外的恼火，在炎热的天气中极易升温，为了自恃参不雅需求，敦煌研究院在6000张普通票除外又开放了1.2万张济急票。普通票能参不雅8个窟窿，济急票只可参不雅4个承载量最高的大型窟窿。每天，窟窿的抽湿器都会排出整箱整箱的水。而淡季的参不雅体验则要舒适许多，不仅不拥堵，还能比旺季看到更多窟窿，系数12个。
樊锦诗也曾打过一个比喻，不雅众参不雅博物馆，是去展室看文物，不是成功插足文物库房。但是进石窟看壁画和彩塑，就极度于成功进了文物库房。上世纪90年代，敦煌研究院真实建了一座博物馆，即是莫高窟对面的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设中心，展示了几个等大复制的窟窿，有的是特窟，有的是分歧外开放的窟窿，壁画都是敦煌研究院资深好意思术责任者摹仿的精品。研究院但愿博物馆能分流部分不雅众，但不雅众并不买账。
文物安全与开放耐久是一双矛盾，脆弱敏锐的壁画尤其如斯。在国外，一些保存着壁画的窟窿从分歧外开放，而是复制壁画或整个窟窿，专供游人参不雅。
敦煌研究院则但愿在开放与保护之间寻找一条均衡之谈。在耐久研究基础上，敦煌研究院成就了莫高窟风险监测预警体系。目前莫高窟大部分窟窿内布设了万般传感器，及时荟萃温湿度等数据，当监测数据特出阈值时，系统就会向开放和处置方案部门责任人员发出预警。
影响壁画安全保存的紧要的计划之一是湿度。湿度的升高会引发崖体和壁画中盐的活动，盐的熔化与结晶不拒却替会导致疱疹、酥碱等病害的产生发展。莫高窟窟内湿度一般情况下约为20%至30%，一朝有人巨额插足，若是碰到降雨天气，湿度快速飞腾，达到63%就会发出预警。包括湿度等研究环境的阈值，是敦煌研究院与盖蒂保护研究所经过十多年研究测算出来的科学论断，并非凭人为嗅觉。
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长处于宗仁说，连年当地顶点风光在增多，尤其是暴雨洪涝。近20年来至少有4次握续降雨后，上游山体集聚的降水涌入宕泉河，在莫高窟前漫出河堤，变成险情，握续高湿环境也加重了壁画病害的发展。
壁画的保护与整个莫高窟生态系统关系密切。“保护壁画不仅要保护壁画试验，还要确保崖体的相识，风沙防治、生物防控等生态环境的问题都是文物保护的紧要内容。”于宗仁说。而生态变好了也会产生新的风险，比如近些年数目加多的野鸡、野兔等小动物在崖顶上往复跑动，会导致小石块从崖顶掉落，威迫到旅客安全。文保人员接纳门径驱离小动物，也正在研究更多时间，以期更猛进度裁减崖体顶部落石的风险。
前些年敦煌研究院还建成了文物保护多场耦合实验室，这在国内文化遗产领域尚属初度。实验室的夏季仓、冬季仓和风雨仓不错24小时运转，简直模拟不同天然环境对大型古迹的影响。土古迹的许多问题，都有可能在这个实验室得到解答。
对于莫高窟，樊锦诗曾说过一个狰狞的事实：莫高窟的消失是不行屈膝的。因为天然规矩不行逆转，统统石窟最终都将消失不见。现代敦煌人的任务，是勤劳减速它软弱、生病、消一火的生命历程。
但这将是一个长达千年、万年的漫长过程，比拟之下，人的生命却如流星蓦的，每一代人都是过客。鸣沙山东麓这一转排窟窿表里，时而高贵，时而萧索，时而千里寂，周而复始，如今，疫情之后，吵杂又将重返。
参考辛苦：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樊锦诗《我心归处是敦煌》，赵声良《敦煌石窟艺术简史》，常书鸿《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巫鸿《空间的敦煌——走近莫高窟》，斯坦因《发现藏经洞》
《中国新闻周刊》2023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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